这件事使我不无理由认为，为了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即使思想狭隘，但对该问题只要有专门而精深的认识的人，则远胜于对各门科学均有广博知识而对该问题却无专门研究的人。对我的方法所提出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我刚向他阐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他对我说：“您的记谱法，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始终以简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是一般的记谱法所做不到的，但它却必须要动脑子去想，而这是总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音符位置，”他继续说道，“一目了然，用不着动脑子去想。如果有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连串中间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连串中间音符，我就必须把您的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认明白，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我觉得他的意见无法反驳，当时便信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明显，但只有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才能提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唯独不懂得隔行如隔山，各管一摊。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后来突然厕身其间的时候，便与他们成了旧相识了。而眼前，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横下一条心要通过它来在这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而在艺术界能够成名，在巴黎则必然带来财运。我关起门来，以一种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两三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的手稿的书商。鉴于要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自己的作品换回写作时吃掉的面包钱是完全公平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