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拉克的隐居是世俗性质的，正如克利斯特勒所言：“世所公认，独居的理想已经体现于中世纪修道生活的传统中，彼特拉克事实上就举出僧侣和隐士的那种生活为例。但是，他的理想与僧侣不同，而是和学者或作家的理想相同，到乡间去，远离城市，远离喧嚣和骚乱，过着无人干扰，自由地读书和思考的生活。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彼特拉克把修道院的隐居理想变成世俗和文学上的理想，直到现代，隐居的理想一直以这种形式被许多诗人、作家和学者喜爱，他们仍然喜欢草地、森林、湖边、河畔，讨厌闹市和公路，甚至象牙之塔。”[23]本书认为，彼特拉克的隐居与其参与社会活动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得益彰的，隐居不是无所事事，不是禁欲，淡泊是为明志，宁静是为致远，隐居时的读书与写作加深了他对社会的理解，也为其参与社会奠定了智识基础。二者统一于他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渊源于他对名誉的不懈追求。
彼特拉克对自己的存在及存在状况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力图按自己的想法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彼特拉克要求人要关注自身，要求要重视人。他认为人的问题应是哲学等关注的主要对象，他批判经院哲学学者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毫无用处，忽视了人的灵魂这一重要的问题。他借奥古斯丁之言批评道：人们赞美山峰之巍峨壮丽、海水之汹涌澎湃、河流之奔腾不息和星辰之周期运行，却把自己置于脑后。他接着说：“除了灵魂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赏，对伟大的灵魂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伟大的。”[24]山峰再高，也高不过人的精神。据此，我们可稍作引申：既然灵魂最伟大，那么以塑造人的灵魂为己任的教育必应是世间最伟大的工作。在《论无知》中，彼特拉克说：“即使所有那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它们对幸福生活来说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了解动物、鸟类、鱼类和蛇类的本性，而忽视或蔑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们的来处和归宿，这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25]在此，人们第一次发现了“对人的重视”。尽管彼特拉克依然虔信上帝，但却未漠视人的存在，他认为哲学的最高目的是认识上帝，同时他把认识人和认识上帝连接起来。在灵魂之中，意志（情意）和理想何者居先？他说：“培养善良虔诚的意志比培养有能力和聪明的智力要安全。意志以善为对象，理智的对象则是真理。意欲求善优于认识真理……因此那些把时间用在认识上帝上而不用在热爱上帝上的人是错误的。因为人之一生无论如何不能完全认识上帝，但是人们能够虔诚地热爱上帝……诚然，人们不能热爱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可是，我们对上帝和美德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因为我们并不能超越这个程度来认识它们）也就足够了。只要我们认识到上帝是一切善的源泉，依靠他、通过他、在他之中，我们就是善的（就我们是善的而言），并且认识到美德是仅次于上帝的最好的东西。”[26]彼特拉克要求人们崇敬上帝，实际上也是重视人的灵魂的另一种表现，在他看来，上帝是人主观精神的产物，关注上帝亦即关注人类的灵魂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