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还建议总号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他说：“自五口通商以来，明为中外两益，实则开一商战世界。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实因外交而起。”因此李宏龄认为票号“亦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持全号，不较之携帐而逃又高一筹乎！”
李宏龄后来给总号的信中又特别强调了对号伙的考核，他说：“故知人用人为整顿号事第一要义”，“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全在平日留心体察，临时方可得人。”并且提出，对人的考核应与对顶身股的“加股减股”结合起来，根据其人的才具劳绩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这样，真正才干的人才能奋夹，各码头分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则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当；用之不得当，则号安能得手！“所以顶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须建立在选用贤才的基础上，倘若凭私意任人唯亲，让庸碌之人进入号内，即使只作一个普通伙友，最终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正是山西商人特别谨慎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