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所以有力量的秘密也在于一种强烈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在这方面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追求的和平不是无忧无虑的天堂，是一个从天上降到人间来的整体。他们的追求首先来自自己的经验，是建立在道德完整性基础之上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神圣的人格秩序，因此它才成为永恒的和宇宙的。从这个角度看，个人的不朽性通过灵魂不朽而成为宇宙的必然性，人生的破碎残片通过自我实现而成为神圣生活的一部分和“圣徒的共享”。
这样的信仰要是发挥作用必然引起革命。制度化一直是基督教的最大敌人。基督教在罗马最先受到的挫折不是迫使它转入地下的残酷迫害。那些地下墓穴中的记载表明，那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胜利的时刻。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皈依是基督教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与之相伴的还有帝国官方的信仰转换。人们当然不必赞同吉本（Gibbon）的偏见，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也不必分享许多优秀斯多葛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情感，认为这些人的看法有部分是正确的——不过得添上这样一个附加条件：制度化的、掌权的基督教不配再用基督教的名字。至于对基督教在那些社会组织非民主化的类型中的瓦解性力量，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基督教显然是一种革命，除非这个世界上的王国的最终状况既在原则上又在事实上成为爱的王国。基督的王国意味着依据个人良心的确认来进行统治，基督教从来没有尝试着要在世界政治中崭露头角。直到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东西实现以后，它才会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其中才会有其光荣和不可避免性。它不可能在一种定型的制度化的条件下安身，因为它的本质是生命而非停顿。这并非失败的证据，反倒不如说是生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