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总理要借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四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十一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