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更偏重于后者，她谕令直隶总督曾国藩迅速赴天津查办此事。
接到谕令后，曾国藩顿感头疼。他意识到此行荆棘遍地，自己很难处理妥当这件事情。对于外国人及洋教，曾国藩并没有什么好感，甚至他有些痛恨外国人；对于奋起抗争的老百姓，他寄予无限同情，有这样的老百姓，中国不会亡国也。
可是，西太后定下了“基调，”曾国藩是不可能去“改调”的。他考虑了很久，总觉得此去天津凶多吉少，弄不好，自己这把老骨头要抛在他乡异地。
曾国藩给大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也算是遗嘱吧！
“今日之事非同寻常。外国人一向蛮横无礼，动辄开枪射人；津门地方又不太平，民风强悍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即构怨兴兵，激成大变。身为直隶总督，不能坐视不管。但管又管不了，一但战争爆发，我有可能落个‘为国殉职’。如果我死于这场战争，你们（纪泽、纪鸿）一定要从简办理丧事。把灵柩送回湘乡，葬在高湄山下。谢绝所有吊唁者，一律不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刻布。”
看来，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而且，此时他患有严重的目眩症，身体状况很不好。但是，明知山有虎，不得不上山！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一到天津，他就能感到天津人民那种斗志昂扬的反帝情绪，情况与崇厚所说的“乱民骚动”有些出入。曾国藩谢绝了道、府、县各官员的邀请，一头扎进住处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