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结，让我们对展开在责任委派的两种极端之间的态度做一概述，在责任委派中，主动者后于他人，后于对作为遭受者的他人的同情，主动者后于处于爱中的自身，在这种情形下，友爱是自身与他人在平等中表达共同生活意愿的处所。然而在友爱中，平等是首要的，就命令是来自他人而言，这种平等只能建立在自身对他人的在上权威的承认上；就同情是从自身向着他人而言，这种平等的确立又只能以承认脆弱性并最终承认有死性为条件。[27]
正是在不平等中追寻平等，使我们能够确定关怀在伦理轨迹中的位置，这不平等或者源自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状态，就像在不平等者间的友爱那样，或者在结构上由于自身和他人在关怀的动力中的原始地位。在作为“美好生活”意愿的自反时刻的自尊中，关怀在本质上是对缺乏的补充，我们需要朋友正是因为我们是缺乏的；在关怀向自尊回归产生的惊醒中，自身发现自身如同在他人当中的他人。这就是让友爱成了相互性的，亚里士多德的“彼此”的意义。这一发现可分解为三个因素：可逆性，不可代替性，同时性。关于可逆性，我们在交谈性的语言中找到了它的雏形。人称代词的互换堪为典范；当我对另一个人说“你”时，他理解为自身的“我”。当他以第二人称对我说话，我知道对我来说便是第一人称；可逆性同时针对讲话者和受话者的角色，它涉及一种自我指涉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属于受话者，也属于讲话者。然而可逆的仅仅是角色而已。唯有不可代替性的观念触及扮演这些角色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不可代替性同样是话语实践的前提，但其方式与在交谈中的情形不同，它们的差异表现在“我”所起到的锚定作用上。[28]“我”的锚定使我用不着离开我的所在，使我不取消此与彼的区别，通过想象与同情，我为别人设身处地。语言确切地教训为实践的东西，实践予以证实之。行为的主体和受体处于互相交流的关系内，这种交流有如语言那样，将角色的可逆性与当事人的不可代替性交织在一起。关怀引入了价值的向度，这向度令我们每个人因情感和评价而成为不可替代的。就此而言，正是在对所爱之人的不可挽回的丧失的经验中，我们从进入我们内心的他人那里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可替代的。我之所以不可替代，首先是由于他人。在这种意义上，关怀实现了他人对我自己的评价。然而，如果这种实现不是以一种本能的方式，关怀又如何能够不成为某种灰色的义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