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但有民族的认同，而且有着历史文化上的认同。这个时期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大都进入定居农业的阶段，与汉族接触的时间较长，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历史和文化了解较多。许多少数民族首领本身接受的就是汉文化教育，且修养较高，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在建立政权后，非常注意任用汉人，并大力提倡汉族文化，以儒家理论为基础治理国家，就连石龙、石虎这样的暴君也不例外。这个时期儒学的发展情况颇能说明这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中心在北方，推动儒学事业的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政权。相比之下，南方的汉族政权则积极性不大。少数民族汉化的代表当属北魏孝文帝，他不但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而且采取了全盘汉化的政策，连姓都改成汉姓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认同还体现在历史的编纂上。北朝不仅沿袭了汉魏的史官制度，而且开创了设馆修史的先河，奠定了后世的历史编撰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认同。[5]魏晋时期，北方的政权虽然以少数民族居多，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汉文化始终是主体。欧洲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其一，罗马并没有发展出各民族都认同的一种文化。帝国内部文化的差异性非常大，罗马人在帝国中的比重不大，作为罗马人自身文化的拉丁文化则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其影响甚至还不如东部的希腊文化。罗马帝国也确实存在所谓的罗马化，但无论在区域还是在深度上都很有限。其二，帝国中后期迁移到罗马边境的诸蛮族大部分尚未进入定居农业阶段，他们与罗马帝国接触的时间较短，且大都不断迁徙，对于其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对罗马文化了解最多的要算东哥特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他曾经长期在拜占庭宫廷生活。日耳曼人首领的文化修养普遍不高，除查理曼外，基本上不重视文化事业，很多人不识字。查理曼虽然很努力学习拉丁文，但始终不会写。其三，日耳曼人在历史的渊源上是以基督教而非罗马为指归的，他们对自己谱系的追溯也是从亚当开始的。